三國志的意義與價值

　　導語：《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guān)于《三國志》的內(nèi)容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xiàn)。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yīng)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guān)于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shù)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shù)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nèi)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稌x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chǎn)，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nèi)，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tǒng)，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tǒng)，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tǒng)之爭，無不具有現(xiàn)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quán)服務(wù)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guān)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gòu)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fā)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quán)人物曹操、司馬懿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nèi)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于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后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yīng)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xiāng)公被殺之事，據(jù)《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與司馬昭沖突，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zhàn)“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quán)統(tǒng)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yīng)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jù)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處于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yīng)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yīng)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quán)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于范(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陳壽的《三國志》是從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開始記載，重點也是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歷史為主，并不是以晉朝結(jié)束三國統(tǒng)一為主，對三國中后期的歷史事件記載簡略。這不是陳壽故意維護魏晉，不顧歷史事實，因為當時王隱的《魏書》是記載魏國歷史為主，陳壽在創(chuàng)作《三國志》時沒有完全局限于魏國歷史，也是不愿與王隱的著作重復，他沒有過多記錄司馬氏的所作所為，是因為當時晉朝正在準備《晉書》的創(chuàng)作，正為年限起始爭論，但是已經(jīng)著手準備了，張華、杜預(yù)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晉書》創(chuàng)作。陳壽在寫三國歷史時，不過多寫司馬氏是不愿與當時《晉書》的創(chuàng)作準備工作沖突，在陳壽書中雖然沒有記述司馬氏的隱諱，但是也沒有記載司馬氏的很多歷史功績、言行。陳壽的《三國志》以東漢末到三國的中期為主，總體上是真實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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