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特.羅利（1861—1922）近代英國文學批評家、作家，曾就讀于倫敦大學與劍橋皇家學院，后從事教學與寫作，是一位才情超群的文學批評家。本文節(jié)選自其名作《Style》。
　　Style這個在拉丁語中原義為“鐵筆”的名詞，久已被用來作為駕馭語言這種流動事物的藝術，而這種駕馭是具有日益蓬勃的生機和審慎的矯健性的。顯而易見的是，憑借譬喻手段(譬喻仍不失為文學方法的一種概括)，使本來最刻板最簡單的工具竟能把它的名字假借給藝術中最精致靈活的藝術。以這為起點，這個名稱又被廣泛地應用到文學以外的其他藝術，應用到人類全部活動范圍。我們使用style一詞來談論建筑、雕刻、繪畫、音樂、舞蹈、歌劇、板球，我們使用這個詞來敘述人與獸的肢體上的那種自然遒勁的動作這一事實，正是我們對文學功能的一種最崇高的不自覺的禮贊。筆，這種吮蠟濡紙的工具，已經(jīng)成為人性中所有富于表現(xiàn)力的、所有親切的事物的象征。不但武力與技藝向它屈服，人類自身也向它屈服。人的聲音，它的起伏高低，并輔之以活躍的面部表情與體態(tài)姿勢上的千變萬化，都勢所必然地要借助于這同一譬喻：演說家與演員也都渴望得到風格方面的鑒賞�！霸僬鎸嵅贿^的就是”，正如《悲哀的解剖》的作者所寫到的，“StuylusVirumarguit，我們的風格暴露了我們自己”。其他姿態(tài)都可以是變動不定，了無痕跡的，風格卻是性格的最終極最經(jīng)久的表露。演員與演說家不得不在不能歷久的材料上來求得短暫的效果；他們的業(yè)績與身俱亡。雕刻家與建筑師所經(jīng)營的材料雖較為耐久，但卻又操持困難，冥頑不靈，不容易承受心靈狀態(tài)的各種印記。所有的道德、哲理與美學、情態(tài)與信念、主義與幻想、熱情及表白等等——所有這一切，除文學以外，又有哪一種藝術足以把它們涵攝無遺，而又能避免其突然消亡的危險?又有其他哪一種藝術能夠對在習性上如此紛紜，趣味上如此歧異的人們，賦予其以充分發(fā)揮的余地?事實上，不論歐幾里德與雪萊，埃德蒙.斯賓塞與赫伯特.斯賓塞，大衛(wèi)王與大衛(wèi).休謨，他們都是語言文字這門藝術的追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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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風格都是姿態(tài)，心智的姿態(tài)與靈魂的姿態(tài)。心智是我們所共有的，因為正確理性的規(guī)律對于不同的心智并沒有什么不同。因此清晰與條理是可以通過施以教誨得到，而表達技巧上的極端無能也可以部分地得到矯正。但是又有誰能對靈魂強行制定規(guī)律呢，一個最常見的現(xiàn)象是，人們盡管可以并不喜愛甚至厭惡某一特殊風格，而同時卻又對它的純熟、氣勢以及這種風格與其內容的貼切一致由衷欽佩。彌爾頓以其文風論，是一位比莎士比亞更為簡潔樸實和精確無誤的大師，但卻未必具有這樣可愛的性格。當一個人本身價值非凡時，作為其標志的風格的價值也不會太小。人們常說：“開口吧，我就能認識你”——聲音所表示的要比面龐更為深刻。動筆吧，只要你對手中的工具已有幾分掌握，你就會把你自己摹寫下來，不論你愿意與否。不管你如何沒意識到的缺點，不管你如何想隱瞞的優(yōu)點，在你性格中的不論是卑劣或寬厚，沒有一項是不會在文字上表現(xiàn)出來的。你雖早知道有最后審判日的到來，卻仍不免要對那職掌記錄的天使提供材料。文學中的批評藝術雖然經(jīng)常受到貶低，而在藝術中處于卑微地位，但卻恰恰是判辨與解釋這些書面證據(jù)的一門藝術。人們常把批評和創(chuàng)造對立起來，這也可能是由于批評所試圖進行的那種創(chuàng)造還成效不大，于是世人遂忘記，批評的首要職務并不是去制定條律，也不是去做分類，而是去起死回生。墓穴在它的指揮之下，可把沉睡的人喚醒過來，打開墓門，令其悉數(shù)逸出。正是依靠這種藝術的創(chuàng)造力量，才有可能從先人遺留的殘缺不全、字跡模糊的故紙堆中按原樣再造出當年的活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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