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tǒng)《文選》的影響
導語：蕭統(tǒng)的文選收集了南北朝前重要的詩文，表達了一家的觀點。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guān)于《文選》的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古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tǒng)組織文人共同編選。
蕭統(tǒng)死后謚“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原有30卷，今通行本分為60卷，內(nèi)容包括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shè)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等類別�！段倪x》所選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錄存者”的原則沒有收入當時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則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原則，沒有收入經(jīng)、史、子書。
由魏﹑晉到齊﹑梁﹐是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文學形式發(fā)展并趨于定型成熟的時期﹐作家和作品數(shù)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與之相適應(yīng)的是文藝理論中對文學概念的探討和文學體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劉義隆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劉彧分儒﹑道﹑文﹑史﹑陰陽五科﹐都可以標志文學已經(jīng)取得了正式的獨立地位。
文學作品的數(shù)量眾多﹐對它們進行品鑒別裁﹑芟繁剪蕪﹐就成為廣大閱讀者的需要﹐選錄優(yōu)秀作品的文學總集乃應(yīng)運而生。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宋代劉義慶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總集﹐就是《文選》。
南朝的統(tǒng)治階級上層，大多愛好文學﹐并以此作為門第和身份的一種標志﹐因而獎勵提倡﹐頗多建樹。蕭統(tǒng)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據(jù)《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他的門下有許多文人﹐經(jīng)常和他們在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并從事文章著述。當時東宮有書近3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著有《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10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20卷﹐《文選》30卷”�！端鍟�---經(jīng)籍志》于《文選》 30卷﹑《古今詩苑英華》 19卷之外﹐在謝靈運《詩英》下注：“又有《文章英華》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由于《隋書》的編撰者并未見到原書﹐所以也可能是《文選》或《英華集》的異名。
根據(jù)封建社會的一般情況﹐達官貴人主編的書籍多出于門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門下文人的參預(yù)。蕭統(tǒng)以太子之尊﹐引納文士﹐當時負有重名的劉孝綽﹑王筠﹑殷蕓﹑陸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都曾做過東宮的屬官或為蕭統(tǒng)所賞接﹐這些文士中極可能有人參加過《文選》的編定。
玄學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 玄學館、 儒學館、 文學館、 史學館劉宋時期先后成立， 后來玄學作為一種學科， 玄學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見， 玄學在南朝的地位并未消減， 而且和儒學史學以及文學并立; 從設(shè)立的時間看， 宋初 “四學”中， 最早設(shè)立的是玄學館; 從四館的主管人員來看， 從元嘉十三年， 國子學成立后， 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學的首領(lǐng)何尚之，而繼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學兼文學家顏延之。而顏延之也說： “黜鄭貴王， 意在貴玄， 事在敗儒。 ” 另外， 在南朝許多文人既是玄學家又是文學家， 這也為玄學的文學化提供了主觀條件 。
《文選》 的編纂者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關(guān)于 《文選》 的編纂者問題， 學界基本認為是昭明太子蕭統(tǒng)及其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劉孝綽等一批文壇名流。他們的文風代表著南朝的文學主張、 審美標準等等方面， 而玄學的文學化又是南朝文人極力追求的一個方面， 他們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點選擇那些符合他們的文學主張以及 《文選》 的選文標準的作品。另外， 其中的編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錄在 《文選》 之中， 因此 《文選》 所選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
《文選》 所收南朝作家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文選》 共收錄南朝作家共 25 位， 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學團體， 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 還有當時其他幾位文壇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其文學成就也相當高，謝莊、 劉孝標、 江淹、 徐敬業(yè)、 王僧達、 王微、 王仲寶、 王簡棲、劉鑠、 虞子陽等。從南朝四書以及 《南史》 中不難發(fā)現(xiàn)， 這些作家的文學造詣相當深厚，并且都與竟陵八友有密切往來，因此， 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學氣象來， 這也正是 《文選》 收錄的原因所在 。
從 《文選》 所選其中的作家來看， 它盡量避開玄言詩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擺脫玄言詩的弊端， 同時這也為玄學向文學化轉(zhuǎn)向提供了契機 。
《文選》 南朝作品的文體與玄學文學化傾向
駱鴻凱在其 《文選學》 中說： “文體莫備于六朝， 亦莫嚴于六朝。蕭氏選文， 別裁偽體， 妙簡雅裁， 凡分體三十有八， 可謂明備。 ” 可見， 到了南朝， 文人們逐漸對 “文體” 的概念有了進一步認識， 意識到了文體與文學的關(guān)系， 因此， 《文選》 編纂者在收錄作品時， 必然注重對不同文體作品的篩選。
《文選》 所收錄的文體有三十九或三十八類之說， 其中詩、賦又各分若干小類。其所南朝收作品共計 175 篇， 涵蓋的文體賦、 述德、 公宴、 祖餞、 詠史、 游覽、 詠懷、 哀傷、 贈答、 行旅、郊廟、 樂府、 雜歌、 雜詩、 令、 文、 表、 上書、 啟、 彈事、 戕、 書、 序、論、 誄、 哀、 行狀、 墓志、 碑文、 祭文共 30 類， 基本上涵蓋了 《文選》 文體的 39 或 38 類。其中雜詩有分雜擬。僅從文體數(shù)量上我們不難看出南朝作家對文體的認識， 同時也可以看出玄學的文學化的范圍在南朝擴大了， 擴展到多種文體上來。雖然， 并不是 《文選》 所收的文體都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因為 《文選》 所選的詩歌部分數(shù)量最多， 其所涉及的文體也最多。就文體的總體上來看， 因此， 這一傾向還是相當明顯的'。
《文選》 所收南朝作品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南朝作為我國詩歌、 駢文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zhuǎn)型期， 這一時期詩歌在聲律、 用典、 內(nèi)容的表達等方面有了進展，并創(chuàng)制了大量的新的詩體像山水詩、宮體詩、 擬詠懷詩、 詠史詩等等。駢文的繁榮程度在南朝僅次于詩歌， 使用的范圍上卻超過了詩歌， 駢文的成熟也順應(yīng)了文學發(fā)展的總體趨勢， 而 《文選》 也緊跟這種趨勢， 收錄了大量的詩歌以及駢文。因此， 《文選》 所收作品內(nèi)容也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南朝玄學文學化的一種重要的表現(xiàn)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選典的時候往往注重應(yīng)用莊老的典籍， 不論在詩歌還是駢文中都能找到例證。像謝靈運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在宥天下理， 吹萬群方悅。 ” 莊子曰： “聞在宥天下， 不聞在治天下也。 ” 謝混的 《游西池》 ： “無為牽所思，南榮誡其多。” 等。
由此可以看出， 南朝作家對莊老典籍的引用， 已經(jīng)擺脫了在玄言詩只擺玄理的缺陷， 使玄學的內(nèi)容更加具有文學化的意象。
綜上所述， 通過對 《文選》 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 南朝文學家為了使玄學適應(yīng)文學的發(fā)展， 在逐步地實現(xiàn)其向文學化過渡， 其作品亦呈現(xiàn)出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同時， 這一傾向作為玄學發(fā)展演進的一個階段， 也為唐代重玄的出現(xiàn)作了鋪墊。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蕭統(tǒng)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nèi)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xiàn)了蕭統(tǒng)對古代文學發(fā)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jīng)進入了非常細致的階段。但由于分類過于碎雜﹐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這幾類即后來習稱為經(jīng)﹑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nèi)容而在于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shù)形式﹐但它為文學劃定了范疇﹐是文學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結(jié)果﹐對文學的獨立發(fā)展有促進作用。蕭統(tǒng)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形式的關(guān)系﹐卻持重折中﹐內(nèi)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為藝術(shù)的發(fā)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zhì)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并沒有過分忽視內(nèi)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zhì)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艷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于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yīng)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后代的學者曾經(jīng)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fā)展的輪廓﹐為后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shù)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偽作﹐例如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顏延之已經(jīng)懷疑﹐劉知幾﹑蘇軾決其為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于晉人的偽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注明“并序”﹐實則序文顯系史傳文字﹔后者如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并非答書的原文﹐陸機﹑陸云各有《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注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yīng)是全彥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為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shù)鹊醛o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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