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江南？詩情畫意之外的歷史敘事
江南煙雨夜
江南是小橋流水，江南是煙雨杏花，江南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夢中情人。歷史上，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樣形成的?它真如印象中那么柔弱嗎?
江花勝火，春水如藍，丁香小巷，煙雨杏花，江南，中國文人的精神家園。對于中國古代文人而言，進而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庭園，是他們畢生的理想，而文風最盛的江南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一極，這里有詩詞歌賦，曲徑通幽，這里有小橋流水，水墨田園。
陶宏景曾在《答謝中書書》中寫道：“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云，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這里所說的“欲界之仙都”，指的便是江南地區(qū)。自古以來，江南便是文人雅士歌頌的對象，它景致如畫、美麗富庶，也充滿藝術(shù)氣息，是人們的夢想之地。
但誤解從來伴隨著美好想象存在。比如因為江南的景致之美和人文氣息，強加以“柔弱”定義，忽視江南文化里血性的一面，久而久之，成了人們的固有思維。
江南是中國文化的后花園，但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么形成的?江南真的如此柔弱嗎?
江南——以蘇南浙北為核心的區(qū)域
顧名思義，江南指長江以南。狹義的江南指長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廣義江南涵蓋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嶺、武夷山脈以北，即今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蘇的長江以南地區(qū)，有人甚至將福建也納入這個廣義范疇。
關(guān)于江南，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記載應是《史記·五帝本紀》，其中提到“(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江南作為政治區(qū)劃，在先秦時代已出現(xiàn)，大抵指楚國地界。《史記·秦本紀》中就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的記載，這里所說的楚屬江南，指如今的湖南和湖北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區(qū)。
三國時代，劉表擁兵自重，《后漢書·劉表傳》說：“江南宗賊大盛……唯江夏賊張莊、陳坐擁兵據(jù)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
唐朝貞觀年間設(shè)江南道，范圍仍是江西、湖南和湖北南部，宋朝設(shè)江南路，含江西和安徽南部。清初還設(shè)有江南省，同樣包括江蘇和安徽南部，兩江總督一職的所轄范圍，即包括江南省和江西省。
但江南作為一個文化概念，范圍則小得多，李伯重認為，對江南的地域范圍作界定，在標準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們的心目中應是一個特定的概念。
據(jù)此，江南的合理范圍應當包括今天的蘇南浙北，即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后來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隸州;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內(nèi)部生態(tài)條件上具有統(tǒng)一性，同屬于太湖水系，經(jīng)濟方面的相互聯(lián)系也十分緊密，而且其外圍有天然屏障與鄰近地區(qū)形成了明顯的分隔。
也有人從歷史角度分析，認為江南應是江蘇南部、浙江全境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區(qū)，如清代的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便是著名的江南六府，悉數(shù)集中于江浙。當然，時人提起江南名城，還會將江西境內(nèi)的九江府，安徽境內(nèi)的寧國府、徽州府等納入其中。
幾度南遷造就的江南——隋唐以降漸成經(jīng)濟文化中心
歷史上曾有幾次大規(guī)模南遷，大多因戰(zhàn)亂導致。如永嘉之亂后(西晉匈奴攻陷洛陽)，中原流民紛紛渡江南遷，安史之亂后(唐中期安祿山史思明叛亂)亦是如此。靖康之恥后(女真南侵北宋滅亡)，南遷更是達到高峰，僅十余年，“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
南遷使得江南地區(qū)獲得了大量勞動力和先進技術(shù)，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經(jīng)濟得以發(fā)展。農(nóng)業(yè)方面成為重要糧食產(chǎn)區(qū)，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xiāng)，手工業(yè)和絲織業(yè)日漸發(fā)展。名城建康(今南京)在南朝時已擁有140萬人口，可想見其繁榮。從此之后，中國的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逐漸南移，從長安一帶逐漸移向蘇杭，尤其在南宋時期，蘇杭之盛景前所未有。
除幾次南遷外，短暫的隋朝也是江南發(fā)展的一大契機。隋朝統(tǒng)一中國后，在政治上刻意壓制曾為六朝時代政治核心的江南地區(qū)，但遠離政治反而帶來了相對安定，使得江南地區(qū)在隋唐年間得以發(fā)展。
安史之亂后，中原飽受戰(zhàn)亂之苦，江南地區(qū)正式成為經(jīng)濟中心，“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就此開始了延續(xù)千年的“南糧北調(diào)”格局。即使北方災難深重，江南也數(shù)百年不見兵災。
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帶動了文化的繁榮。江南文化自形成之始，就將發(fā)達經(jīng)濟和秀麗風貌完美融合，處處顯露出靈秀之氣，并體現(xiàn)于文學、飲食、戲曲和建筑園林等各種領(lǐng)域。
在文學方面，自六朝以來，江南的詩人、詞人和戲曲家數(shù)不勝數(shù)，學風極盛，固有“不識大魁為天下公器，竟視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說法。明朝，有1/4左右的狀元出于江南;清代，這個比例增加到半數(shù)以上，包攬三甲更是常事。
科舉中的輝煌，其實也與江南的整體經(jīng)濟、文化繁榮有關(guān)，當時江南已經(jīng)形成發(fā)達城市群，口岸眾多，對外交流頻繁，人們視野相對開闊，無論科舉考試還是治學，都可事半功倍。此外，如書畫金石等，也是江南文化人的絕對“強項”。
但是，如果僅僅是經(jīng)濟發(fā)達、“天下糧倉”和學風甚盛幾個元素，還不足以說明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若說富庶，古代四川有“天府之國”之稱，發(fā)達程度不亞于江南。若說學風和文化傳統(tǒng)，齊魯?shù)貐^(qū)作為儒家文化發(fā)源地，在古代同樣重要。江南文化的內(nèi)涵其實還有更為深刻的東西，那便是以張岱的《陶庵夢憶》、李漁的《閑情偶記》等為代表的精致生活。
江南園林便是這種精致生活的典型。造法自然的園林形式，早在六朝時代便已興起。興建園林不僅僅需要財力，也需要對美學的深刻體會。在大時代動蕩變遷之時，它甚至還需要承載文人心境。
如如皋縣水繪園，原先是冒家產(chǎn)業(yè)，至名公子冒辟疆時逐漸修復完善。他在園中構(gòu)筑妙隱香林、壹默齋、枕煙亭、寒碧堂等十余處佳境，名士陳維崧曾在《水繪園記》中寫道：“繪者，會也，南北東西皆水繪其中，林巒葩卉坱圠掩映，若繪畫然。”
明亡后，心灰意冷的冒襄將水繪園改名為水繪庵，在此隱居，名士紛紛前來唱和，有“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無不以如皋為歸”一說。
在飲食和茶道上，江南也以精致著稱，處處體現(xiàn)美學，與粗獷的北方迥異。張岱談茶，曾有“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瀹之，香氣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沖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并瀉也”的高論。
“一壺揮麈，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這種情懷可不僅僅是“小資”。張岱作為江南文人的代表，曾自陳有十七種嗜好，包括“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這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寫照。
李漁不僅僅愛好美食，也好聲色、園林、山水和書畫，所以“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
最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的精致生活與“裝逼”二字全無關(guān)系，而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一種強調(diào)自由的美學。
江南不為人熟知的血性一面——俠腸酒酹秦淮月
正因為江南文化的精致唯美，許多人對其產(chǎn)生了誤解，認為其只有陰柔一面，甚至以此與北方文化做比較，認為北人陽剛南人陰柔。這種看法浮于表面，忽視了江南文化的底色。
江南文明源于長江文明，它的第一次興盛，是春秋末期的'吳越爭霸，二者均位列“春秋五霸”。先是吳王夫差舉兵進攻越國，越王勾踐成了人質(zhì)，之后臥薪嘗膽，興兵滅吳，逼得夫差自刎，其后又繼續(xù)北上，稱霸中原。在這期間，吳文化和越文化合流，逐漸搭建了江南文化的構(gòu)架。《呂氏春秋》稱“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也恰恰是這期間的狀況。
在吳越爭霸中，有鐵血戰(zhàn)爭，有隱忍復仇，即使是夫差的自刎，也有國君死社稷的悲壯，更不說專諸和要離的故事了。它不僅僅是一本史書，更是江南文化中血性一面的前戲。
盡管吳越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但仍體現(xiàn)出極大的獨立性，比如越王勾踐遷都瑯琊后，孔子曾往謁見，推銷五帝三王之道，勾踐卻以風俗有異為由拒絕了孔子，刻意保留自身文化獨立。盡管吳地相比越地更靠近北方，受中原文化影響相對更大，但同樣有一定的獨立性。
永嘉之亂后，眾多移民涌入南方，其后晉室南渡，使中國政治和文化軸心首次移向南方。地理學家陳正祥曾認為“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和“靖康之難”，是“逼使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三次波瀾”。也恰恰在此時，江南文化多了柔和的一面，但吳越時期的尚武之風，并沒有從江南文化的骨髓中剔除。
江南文化中的血性并非只屬于赳赳武夫，有時更體現(xiàn)在士大夫階層。江南文人往往柔中帶剛，忠于理想，盡管平日風流文雅，國破之際卻能表現(xiàn)出堅貞氣節(jié)，昏君治下仍有力挽狂瀾之心。清代高士奇曾有“艷句魂消隋苑柳，俠腸酒酹秦淮月”的詩句，“艷句”與“俠腸”并舉，便是江南文人的真實寫照。
“江南血性”一次集中爆發(fā)，發(fā)生于明末清初。當滿清統(tǒng)治者提出“留發(fā)不留頭”的剃發(fā)令時，江南人民成為了最為激烈的反清力量。其中江陰的反抗最為著名，當時江陰義民反清復明，推典史陳明遇為首，陳明遇讓賢于前典史閻應元。閻應元義無反顧地率家族子弟接過指揮權(quán)。此時團結(jié)在他身邊的有當?shù)匚娜耸考澏嗝�。由是，江陰上演了死�?1天的奇跡。
秀才許用在圍城的那個中秋寫下這樣一副對聯(lián)：“八十日帶發(fā)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敵，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他說出所有江南士紳在彼時的心志。
江陰城被紅衣大炮攻破后，清軍“滿城屠凈，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被屠殺者達17.2萬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還有嘉定、松江、昆山、常熟、溧陽等，這些不起眼的江南小城，無一不在抗清斗爭中流盡最后一滴血。
留于史冊的還有這些名字：馮厚敦、夏維新、章經(jīng)世、王華、黃毓祺、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園、屠象美、李毓新、鄭宗彝、徐石麒、沈猶龍、夏允彝、夏完淳、陳子龍、徐孚遠、張密、王永祚、朱天麟、楊永言、嚴子張、錢國華、吳易、張煌言……
在山河破碎之時，這些江南人挺身而出，雖然他們的死無法力挽狂瀾，但他們已然將自己和江南文化一起寫成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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